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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10月，山东济南齐鲁医院，89岁的吴法宪走完一生。

按照遗愿，他的骨灰没有留在城市，而是被送回江西永丰君埠乡铁园村大安村小组。

这个偏僻山村，距离他的故乡并不远，却承载着他人生最早的一段记忆。

村子四周丘陵相连，小溪从山脚流过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这里曾是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重要区域。

吴法宪少年时代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触革命队伍，并由此改变了人生方向。

1930年，红军进入永丰一带，发动群众、组织地方武装。

那时的吴法宪家境贫寒，年纪不大便给地主放牛。

根据当地斗争安排，他参加了儿童团，并担任小队负责人。

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，把敌军引入山地。

村民负责侦察、传递消息、转移物资，吴法宪带着几十名儿童团员，抬着三十多副担架往返于战场和村庄之间，先后救运百余名伤员。

这段经历并不显眼，却很能说明问题。

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少年，面对枪声和伤员，没有躲开，而是承担起了具体任务。

战斗结束后，他得到上级认可，被批准参加红军，军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

吴法宪头脑灵活，做事利落，很快进入组织培养视野。

入党后，他曾任广昌独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，部队编入红一军团后，又担任红二师通信连长。

长征前夕，他已经成为红二师第二团支部书记。

二团后来以能打硬仗著称。

每逢部队需要突破、警戒或担任先头任务，上级往往会想到这支队伍。

吴法宪在其中并非单纯负责行政事务，而是长期置身一线，逐渐形成了较强的组织和指挥能力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他随部队转战苏鲁豫皖地区，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、苏鲁豫支队政委等职。

部队在一年多时间里进行了七十多次战斗，队伍不断扩大，根据地也逐步建立。

战场上的成绩，成为他后来进入高级领导岗位的重要基础。

抗战胜利后，吴法宪参加东北解放战争，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政委、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政委等职。

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中，他继续负责部队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空军创建，他进入这个新军种的领导核心。

1955年授衔时，吴法宪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
此后，他先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后来担任空军政委；

刘亚楼逝世后，他出任空军司令员。

那是他军旅生涯的高峰，也意味着他承担了更大的责任。

然而，职务越高，影响越大，政治上的错误造成的后果也越严重。

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吴法宪受到审查，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，晚年保外就医，居住在济南。

个人命运的转折，也直接波及家人。

他的妻子陈绥圻，原籍浙江余姚，青年时期在上海读书。

1941年6月，她到苏北参加新四军，被分配到第三师政治部锄奸部工作。

当时吴法宪任第三师政治部主任，两人在共同工作中相识，后来于苏北阜宁县戴舍结婚。

陈绥圻并不是依附丈夫生活的人。

她做过报纸编辑，担任过空军政治部干部部秘书，也在中国民航总局和空军司令部工作过，后按副师职离休。

她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，1992年又获独立功勋荣誉章。

吴法宪夫妇有一子四女，另有一名养女。

长子吴新潮1948年出生，1968年参军，参加过抗美援越作战，并在战地入党。

后来担任军代表，家庭变故后受到牵连，曾在农场劳动。

1978年后，他被转业到湖北，之后调往山东艺术学院工作。

四个女儿的人生，也经历过曲折。

吴仲秋、吴京秋曾参军，后被安排到北京郊区农场。

吴京秋后来改名金秋，1978年参加高考时因政审问题未被录取，经过多方反映，最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。

吴仲秋则调入北京内燃机总厂职工医院，恢复了医生工作。

两个年幼的女儿，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还在读书。

吴巴璀当时十四岁，吴梦璀只有十一岁，父母被关押后，姐妹俩依靠每月八元伙食费在空军食堂吃饭，休息日只能简单买些食物。

后来，吴巴璀下乡插队，吴梦璀读中专，二人都在北京参加工作。

养女吴采芹是陈绥圻大哥的女儿。

1953年，陈绥圻母亲病逝前，留下将孩子抚养成人的嘱托。

吴采芹后来毕业于空军西安学院，分配到空军第三研究所，转业后到山东潍坊工作。

吴法宪去世后，一子四女以及养女来到大安村祭奠。

墓地没有选择繁华之处，而在他少年生活过的山村。

那里曾有红军担架经过，也有一个十五岁少年由乡村走向军队的起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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